后来的日子一直很乏味，各连各排的训练都按部就班，偶尔有两三个捣蛋的男生被拉到升旗台下罚站示众。总教官从各排挑出来一些“标兵”组建成“国旗班”，额……“标志”的“标”…就是几个身材高挑长得还不错的男生女生，有点校花校草选拔赛的意思。
那个时期大多数的女孩子还不施粉黛，也不会以生理周期为借口逃避训练，她们单纯而美好，像一朵朵美丽的百合花，盛放在最好的时光。
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的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高中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女生摇身一变成女神，除了她们能有效的管理自己的身材之外，更多的得归功于中国的四大邪术之一——化妆术！近年来，网络上流传着“亚洲四大邪术”的说法，即泰国的变性术、韩国的整容术、日本的化妆术、中国的PS术，其中中国的PS术因其“方便易操作”的特点而备受追捧。但在那个PS还未普及的年代，女孩子们只能依靠化妆使得自己在人前人后光彩靓丽。
似乎每一年的军训都会遇上一场大雨，今年也不例外。
当天空刚开始飘落几滴雨珠的时候，就有学生开始嚷嚷:“下雨了！教官，下雨了！”“叫什么叫，这点儿雨都没见过是不是，训练继续！”
如果人的目光可以杀人，想必那教官已经被五马分尸了。
过了一会儿，雨势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教官却依然挺立的站着，像一棵风雨中的松柏，顽强地抖擞在西伯利亚来的寒风中，把透向地面的阳光，遮挡出强壮的阴影。而娇弱的学生们就像是一株株小草，“风吹便折腰”，真是鲜明的对比。
“沙教官，明天可是有会操演出啊，这衣服湿了干不了的话，怕是会影响同学们在市电视台镜头中的形象吧。到时候学校领导那边恐怕您不好交代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阮依斐身后传来。
“陆昂驹，我警告你，别以为……”沙教官走到陆昂驹跟前，气势逼人，额头上“突突”地鼓起两根青筋。
气氛骤然紧张，其他排的同学都在等着看好戏。
“报告！”
“说！”他的目光仍死盯着眼前的人。
“报告教官，本排有几个女同学身体状况不太好，已经强撑了好几天，若是再淋了这大雨，想必得缺席明天的会操。”
这声音沉着冷静，阮依斐想了想，噢，它总是在每次集队时清楚地念出每一位同学的名字。
沙教官这才缓缓地移开目光，锁定了一张俊朗的脸。
“跟你们班长学学说话吧，陆小子。”沙教官满意地看着秦天宇，“但转移阵地我说了可不算，要听总教官的。”他刚说完，人群便发出一阵哀嚎。“不过，既然你们班长也提出申请了，我就向总教官汇报一下这个情况。我就离开一会儿，你们不要骚动，作为尖子班的学生就要做好表率，知道吗！”
“清楚，明白！”
过了一会儿，沙教官就跑了回来，紧接着总教官吹响了哨令——“各排教官，带回来集合！”
三分钟之后，散落在操场各个角落的队列全部在升旗台前集结完毕。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右看齐！”
“你们是都饿傻了吗！号称全省第一的汇英中学就是这个熊样的吗？脚步声给我踏出来，踏到我满意为止。我不满意就不许停！正好下场大雨洗洗你们这些不上进的臭虫！”
严总教没有用话筒，但仅凭嗓子说出的这几句话，声如轰击山洪之力，在绵延的山谷中激起阵阵回响；形似利剑之刃，直击要害。他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青春里的教官，当时恨不得天上下刀子全往他一个人身上去！
就这样无休无止地原地踏步近五分钟后，三班的班主任终于看不下去，走上主席台在严总教耳边低语了几句。她走后，这踏步即被喊停。
这个班主任算是汇中在职教师中资历最老的一个了，她自1987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工作了，直到现在。
“但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幸运”，王老师在后来的一次班会课上曾与同学们分享过自己欢乐的大学时光，以及那一段灰暗的前期工作时光。“1987年，我还记得是费翔用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开了年，当年这首歌火可是遍了大江南北啊”。
“老师老师，这首歌我也会”，时任文艺委员的韩风噌地从最后排的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模仿费翔的演唱，“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照亮了我……”
同学们都在看热闹，班上几个调皮的孩子还吹起了口哨。
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年出现的大学生首次分配被退回的‘寒潮’。
1987年夏秋之交。全国36万名大学毕业生，按照供需见面的新方式，由国家分配到工作岗位。不同的反响，立即从四面八方传来，引起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关注。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才出现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流动：从基层到领导机关，从中学到大学，从企业到科研单位。原因很简单：“文革”期间，许多高等学校关门，一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突然感到人才青黄不接，只好降格以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使恢复高考后入校的头几届学生，毕业后成为机关、高校、科研单位你争我夺的对象。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沿袭了中断了十几年的毕业生统一计划分配制度，由于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个人无需为毕业分配操心，但也没有把握个人命运的自主权，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正是当时情形的写照。那时候，一听是大学生就要，具体工作，来了再说。那是“文凭时代”。
这些经过“黑色七月”洗礼的大学毕业生，在八十年代初被称为“天之骄子”，受到用人单位的追捧。短短几年过去了，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大学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有女生也有男生。
情况究竟怎样？国家教委等单位共派出4个调查组，分赴上海、江苏、广东、湖北、辽宁、陕西、四川等省市调查。在北京，还特地邀请部分高等学校、中央有关部委的同志举行了座谈。结果表明：实行供需见面，总的情况好于去年，绝大多数毕业生在学校宣布名单后的一两天内，即办完离校手续，走上岗位。
据调查，这年毕业的大学生首次分配被退回的数字，尽管在毕业生总数中占的比例很小，但比往年突出，不光北京，其他地方也有，如上海，退252人，江苏退198人；一些名震全国、名震一方的大学，也都遇到了退生问题：北京大学58人，中国人民大学50人，上海复旦大学62人。此外如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等，都有毕业生被退回。（摘自中国网）
“在那些被退回来的大学生里，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的因此一蹶不振，放弃寻找工作，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王老师的语气仍是淡淡的，但敏感如阮依斐，她看到王老师背过身去时不着痕迹地拭去眼角的泪珠。
“很明显嘛，那些被退回来的所谓的高材生，一看就是读书读傻了不懂得社会交际，总觉得自己的做法、方案是正确的，甚至不惜顶撞上司。”我赶紧趁机显示自己的“雄风”。
“上个月我就炒了一个浙大毕业的小子，那个人真是让我印象深刻。要是按照他写的那个方案进购材料，我爸的公司铁定破产。真tm是个**！”
想起他当时一脸自负的表情，跟我说:“总经理，一个优秀的企业不能只以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要照顾社会底层人群的消费水平。”搞得像他才是总经理似的，tm的算个什么玩意儿！
回想到这儿，一股怒火涌上心头，我猛地将身旁的东西抓起砸了出去。紧接着地板上传来清脆的“喀嚓”声，我的手机屏幕，碎了……
我以为她会如往常那般没心没肺地哈哈大笑，然后狠狠地嘲讽我，但是她没有。
此时此刻和我坐在Starbucks喝着咖啡的阮依斐，停下了手中搅拌咖啡的动作，双眼像是陷入到无底的咖啡漩涡中，整个人呆住了。我有些不知所措。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沉默了大概五分钟，斐儿开了口，“那个被你开除的人，他叫秦天宇。”
我怔住了，记忆中似乎有个名字卡在了过去，无论如何也唤不出来。但我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名字绝对不是“秦天宇”。
看着我苦恼的样子，阮依斐轻声低笑，两个酒窝在脸上荡漾开来，像是盛满了馥郁的佳酿，令人如沐春风，深陷其中。
“喂，老谭！老谭！”
“嗯?” 我回过神来时眼前惊现她那张如巴掌般精致的小脸，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随即脱口而出:“陆昂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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